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和伪私人领域。”这一判断总领了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大众媒介所造成的文化消费状况的论述。关于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视角的解剖，而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了大众传媒在公众丧失其独有的交往方式的过程中的作用。

 

公共领域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私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拥有作为资产者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它所需的前提是私人领域内部事务与交往的分离。这种分离一直是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他使用了“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来指称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并且尖锐地批判技术决定论使得这二者的界限消失。同样，在这里他仍然强调这种分离，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分离，那么人们就无法建立一个从直接生活需求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公共交往也就无法存在。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相互作用）是脱离于私人生活所必须的生产活动的，这一前提如果无法实现，公共领域的存续也就无法维持。

 

这种公共领域所承担的是政治的和批判的职责，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这一功能主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交谈和书信交往来实现。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这种交往开始让位于一些无需担负责任的集体活动，这些集体活动只是单个私人的个人行为的叠加，而无法转化为公众行动。这并不代表讨论、交往和批判的消失，而只说明它的变质——它不再由以在家庭内部阅读为基础形成个人通过交谈来完成了，它开始由一些“官方”的机构来进行组织。这种变化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是分不开的。大众媒介不仅使得讨论的行为在传统公共领域（咖啡馆等地方）之外有了更广泛的存在空间，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中人们交往的方式。批判性不再是被重视的要点，通过交往达成共识也不再是这种讨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指出，这样的讨论形式——电台、出版社或协会等组织的讨论——本身即具有了一种消费性。并且，它具有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也即是说，问题确实在“被讨论”，但却得不出任何基于讨论的共识性成果，更遑论依据讨论结果进行的实际的改变。

 

而文化商品的变化与此有着类似的过程。起先，文学和艺术虽然也需要以商品作为其传播和流通的形式，但交换价值对商品质量（即文化内涵）本身没有影响，人们需要付出金钱来换取文化产品，但商品的形式并不影响它们所附加的信息内容；然而到了最近，市场规律已经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作品本身的生产都依据销售策略进行。在此分析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对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提出批判：“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增加销售，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列举了大众文化“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的证据。首先，市场创造出各种条件使公众有能力获得文化商品。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降低获得文化商品的经济成本，第二则是降低获取文化商品的知识门槛。这二者造成了诸多的后遗症，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以下几条：一、文化消费不再求助于传统的文学形式（甚至有意进行背离，因为显然对图像的阅读更轻松愉快）；二、销量变成了原则，因而批判性和政治性的内容不得不做出牺牲，让位于更能减轻读者心理负担的消闲性内容。

 

在此基础之上，另一种趋势引起了哈贝马斯的注意：时事评论和文学这两个过去彼此分离的领域糅合在了一起。它们都变成了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不需要任何前提，也不造成任何后果，因而十分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状况使得批判交流被消解了，因为出版物和读者间的距离被消解了。公众被卷入广播、电影和电视所构成的媒介网络之中，不再有言论和反驳的机会。同时，公众的业余时间也被卷入媒介网络之中，业余时间不再真正地业余，它并未使公众完全脱离为了个人生活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业余成了工作时间的延续，“人”与“财产所有者”的区别不再明显，甚至不再可分。

 

关于大众文化从哪一阶层开始产生作用——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哈贝马斯给出的回答是两者皆非。事实上最先接受大众文化的是处于上升过程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但在文化上的地位还不够理想（通常经济上的上升比文化上的上升效率更高）。他们急需将自己通过经济而获得的地位在文化上合法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从市民教育阶层脱离开来。他们仍然保有知识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但在上升阶层和大众文化之中已经不占有优势。他们在社会之中日渐孤立——这种孤立是两方面的力量造成的，一方面是公众不再需要他们，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要求受众接受过培训或具备丰富的积累；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推进这个脱离的过程，因为他们自诩为认清了社会环境的幻觉性，因而坚决地与之脱离。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是，公众分裂成了两个难以建立有效交往的阶层：使用大众媒介的缺乏批判意识（而消费意识高涨）的公众，和少数的缺乏公开批判意识的具备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公众原有的交往模式就此被打破，文学公共领域因而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