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版本不打算写了，反正写不过那个谁……于是之前写的段子也就废掉了……
因为是废段子所以质量没有保证。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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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括号说明我终于还是堕落了……
标题说明我其实是来催文的（……），某人有没有觉得小心脏颤抖了一下？XDDDDD
圆括号说明这大概又是一个坑。（喂不要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这几天陆陆续续在读周宪的《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这本书是个合著，用关键词那样的结构编写的，很方便阅读而且也论得很清晰。卓越在打52折，价格很合适，作为人大版的打到这个折扣很不容易，不过是二刷了。一刷的纸质和封面设计比较好……当然只为学术作用的话可以不用管这些。
着重看了其中有关“合理化”的一章。合理化这个问题是现代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涉及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整体变迁。这章里对于“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二者的论述比较值得参考，这二者的对立可以用来解释现代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审美价值的缺失问题。不知有没有人在考察西方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合理化进程做过研究……详细的读书报告等读完了全书一起来写。
这里先粘关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的读书笔记。手头还有一本他论鲍德里亚的书没来得及读。偏于后现代的理论大多有头脑风暴的意味，凯尔纳的逻辑清晰度无法和德国人相比的，但是他对最新的文化现象的观察却比较深入。本篇主要谈他对于“现代认同性”概念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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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性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是一种传统的神话系统，它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以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同时又严格地限制其思想和行为的范围。通俗地说来，认同性考量的是人如何将自己定位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在传统社会中，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乃至人生的轨迹都是相对稳固的，它由人的亲缘或部族内的关系所决定。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不成问题的认同性已经消失了。现代的认同性显得颇为动态、多重化、个人化和具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同时还受到变异和革新的影响。从启蒙主义以来的关于超越的自我到当代的“主体”概念所建构的稳定、实在、不太会变化的认同性已经消解了，现代的和后现代的认同性则强调人的认同性来自与他人的互认及自我的再确认，或者如存在主义那样，将自我的认同性看做是一种有关存在的规划和一种真实个体的创造。一言以蔽之，认同性不变的神话被打破了。
那么现代和后现代的认同性如何获得呢？凯尔纳结合媒介的发展和作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阐述。对于认同性的两种最基本的认识是：基于实在论和唯理论的关于认同性是一种先天本质的发现和确认的观点；以及基于构成主义的，认为认同性来自在可获得的社会角色和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建构和创造。凯尔纳否定了前一种观点，他认为认同性是在各种文化形式中构成自身的。并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考察后现代理论中的认同性。
后现代理论首先对认同性这个概念本身发起了攻击，声称认同性本身是一个神话和幻觉。因为在现代的理性化的、官僚主义的、消费的大众社会和媒体文化中，个人的独立、自我的主体已经被均一化了。现代性理论中，主体已经被认为是片段的、离散的、断续而互不关联的；而在后现代理论中，认同性已经趋于消失。而在这种认同性被消解的过程中，媒体文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凯尔纳对于这种后现代的理论持批判态度，他认为后现代的立场对当代文化做出了片面而又不恰当的论述，并且认为它们过于形式主义化了。他援引电视对认同性的塑造为例来批判后现代的理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电视提供的是由表层图像构成的废墟，平面而又单向度，充作既没有指涉也没有意义的纯粹噪音。这种技术本身无情地破坏了意义，使能指崩溃而无所指。凯尔纳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于罗兰·巴特所描绘的“将当代的价值观和体制予以理想化从而抬高具有的生活方式的神话”。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是否能够提供意义这点上。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现代抹去了文化的意义与深度。大量的图像优先于叙述被倾泻给观众，看与感受变成了第一位的，对意义的分析、阐释和追寻倒退成了背景。而凯尔纳认为，许多看上去充满了扁平的图像、炫目的效果的缺乏意义的后现代文本背后，仍然隐藏藏着多重的意义、多重的立场和高度复杂的意识形态。比如，媒体通过提供某些可供效仿的对象，对其进行肯定或予以贬低，以此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这是一种不显著的影响，是无意义背后的深层意义。
分析媒体文化的具体表征和表征背后的意义确实有助于理解它如何对认同性发生作用。凯尔纳通过用阐释学的方法来解读美国电视剧《迈阿密的罪行》来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认为这部电视剧是后现代主义虚无、颓废、意义丧失的极致，而凯尔纳通过分析指出，这一文本通过正面塑造和反面塑造一系列的形象，强化、赞同和褒扬了某一些类型的生活方式，同时贬抑了另外一些生活方式。这个过程通过符号的建构来完成（比如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服装、发式、形象等），并且通过某些情节的安排来暗示一些符合某些权力所有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它们共同的目的是维持既有体制的稳定运行。
除了电视媒体之外，广告也同样承担了塑造认同性的作用。广告通过塑造一些美好、正面、富有吸引力的形象，并在这些形象和产品之间建立某种事实上也许并不存在的联系来说服人们购买。这些被塑造出的形象中潜藏着一种认同性。比如一个宣扬购买了某某产品就能获得舒适高雅生活的广告中必然会存在对于“舒适高雅生活”的表征，观众可能并不接受这一种产品，却会潜在地接受“这样”才是舒适高雅生活的暗示意味。
凯尔纳进一步阐述道，想要截然地界定什么是现代而什么是后现代是很困难的。后现代实际上是传统与现代、以及被称为“后现代”的那些文化形式的混合物。而造成后现代的片段化、认同性消解、变化和游动不定的特色的正是资本本身。凯尔纳在此把矛头直指种种象征形式背后的资本运作，指出许多后现代的理论在描述现象时没有考虑其中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不能深入其经济基础，因而显得过于抽象。后现代的文本并非缺乏意义，而是富含多种庞杂的意识形态代码，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读解，现实的是文化的商品化和资本主义想要对生活的整体性实行殖民化的诸种企图。在这样的后现代的媒体文化和文本中提供了大量的主体理想，而这些立场反过来又推动了个人的认同性构成。
凯尔纳拒绝对这一现象作简单的价值判断，他认为现代的认同性虽然相比于传统显得多重、复杂而不稳定，但却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性，并且有着向传统的民族的、宗教的、伦理的认同性回归的趋势。
老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读书笔记，这书很老很著名，所以不用推荐了……
最近开动了老哈的《合法化危机》，那本和韦伯联系比较紧密，嗯以及璇子给的四篇英文文献也在阅读中，对比老哈和他后妈（大误）阿多诺的，不过果然是太久没读英文了进度很慢……
从文化批判到文化消费——读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和伪私人领域。”这一判断总领了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大众媒介所造成的文化消费状况的论述。关于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视角的解剖，而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了大众传媒在公众丧失其独有的交往方式的过程中的作用。
“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和伪私人领域。”这一判断总领了哈贝马斯对于现代大众媒介所造成的文化消费状况的论述。关于这一问题有过多种视角的解剖，而哈贝马斯运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成因，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了大众传媒在公众丧失其独有的交往方式的过程中的作用。
公共领域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私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拥有作为资产者和个人的双重身份。它所需的前提是私人领域内部事务与交往的分离。这种分离一直是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里，他使用了“目的理性活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概念来指称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并且尖锐地批判技术决定论使得这二者的界限消失。同样，在这里他仍然强调这种分离，并且指出如果没有这种分离，那么人们就无法建立一个从直接生活需求中解放出来的世界，公共交往也就无法存在。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相互作用）是脱离于私人生活所必须的生产活动的，这一前提如果无法实现，公共领域的存续也就无法维持。
这种公共领域所承担的是政治的和批判的职责，在大众传媒兴起之前，这一功能主要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交谈和书信交往来实现。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这种交往开始让位于一些无需担负责任的集体活动，这些集体活动只是单个私人的个人行为的叠加，而无法转化为公众行动。这并不代表讨论、交往和批判的消失，而只说明它的变质——它不再由以在家庭内部阅读为基础形成个人通过交谈来完成了，它开始由一些“官方”的机构来进行组织。这种变化与大众媒介的兴起是分不开的。大众媒介不仅使得讨论的行为在传统公共领域（咖啡馆等地方）之外有了更广泛的存在空间，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中人们交往的方式。批判性不再是被重视的要点，通过交往达成共识也不再是这种讨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指出，这样的讨论形式——电台、出版社或协会等组织的讨论——本身即具有了一种消费性。并且，它具有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也即是说，问题确实在“被讨论”，但却得不出任何基于讨论的共识性成果，更遑论依据讨论结果进行的实际的改变。
而文化商品的变化与此有着类似的过程。起先，文学和艺术虽然也需要以商品作为其传播和流通的形式，但交换价值对商品质量（即文化内涵）本身没有影响，人们需要付出金钱来换取文化产品，但商品的形式并不影响它们所附加的信息内容；然而到了最近，市场规律已经深入作品之中，成为创作的内在法则。作品本身的生产都依据销售策略进行。在此分析基础之上，哈贝马斯对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提出批判：“它试图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以增加销售，而不是将广大公众导向一种实质未受损害的文化。”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列举了大众文化“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集体的娱乐和消闲需求”的证据。首先，市场创造出各种条件使公众有能力获得文化商品。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降低获得文化商品的经济成本，第二则是降低获取文化商品的知识门槛。这二者造成了诸多的后遗症，其中影响最大的包括以下几条：一、文化消费不再求助于传统的文学形式（甚至有意进行背离，因为显然对图像的阅读更轻松愉快）；二、销量变成了原则，因而批判性和政治性的内容不得不做出牺牲，让位于更能减轻读者心理负担的消闲性内容。
在此基础之上，另一种趋势引起了哈贝马斯的注意：时事评论和文学这两个过去彼此分离的领域糅合在了一起。它们都变成了一种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不需要任何前提，也不造成任何后果，因而十分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种状况使得批判交流被消解了，因为出版物和读者间的距离被消解了。公众被卷入广播、电影和电视所构成的媒介网络之中，不再有言论和反驳的机会。同时，公众的业余时间也被卷入媒介网络之中，业余时间不再真正地业余，它并未使公众完全脱离为了个人生活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业余成了工作时间的延续，“人”与“财产所有者”的区别不再明显，甚至不再可分。
关于大众文化从哪一阶层开始产生作用——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哈贝马斯给出的回答是两者皆非。事实上最先接受大众文化的是处于上升过程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经济上逐渐取得优势地位，但在文化上的地位还不够理想（通常经济上的上升比文化上的上升效率更高）。他们急需将自己通过经济而获得的地位在文化上合法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从市民教育阶层脱离开来。他们仍然保有知识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但在上升阶层和大众文化之中已经不占有优势。他们在社会之中日渐孤立——这种孤立是两方面的力量造成的，一方面是公众不再需要他们，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要求受众接受过培训或具备丰富的积累；而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地推进这个脱离的过程，因为他们自诩为认清了社会环境的幻觉性，因而坚决地与之脱离。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是，公众分裂成了两个难以建立有效交往的阶层：使用大众媒介的缺乏批判意识（而消费意识高涨）的公众，和少数的缺乏公开批判意识的具备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公众原有的交往模式就此被打破，文学公共领域因而不复存在。
交掉论文开始继续读阿多诺的传记，惊讶地读到了这种东西：
以下是达伦多夫的转述——
刚刚一位聪明的学生告诉我，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动力与动能之间的关系，让他想起了爱因斯坦关于“质量”和“能”的论述，这时，霍克海默不是对学生，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幽默的插话：“是的，但是在爱因斯坦那儿，能就等同于质量！”接着，阿多诺用十分敬畏的表情称赞起他的渊博知识：“马克斯，你说得对，在爱因斯坦那儿，这是一个方程！”没有说更多的，两个人就拥抱在了一起。
震惊之余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欣喜……再次强推一下《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有此书我都觉得可以不必要再重写一本霍克海默X阿多诺的本子了（……）。再加上那本曾经写到过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不知怎的就住到同一所房子里去了”的《霍克海默传》，一出惊世绝俗的三角关系就这样上演了……噢阿多诺，当你写下《启蒙辩证法》的献词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噢然后发现另一条惊人的事实：哈贝马斯那本经典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指导者，叫做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
于是仰天长叹……巧合真是历史最神奇也最可怕之处啊||||||
明日开始继续啃汉堡包夫妇的宝宝（……），打算写一篇真·硕士论文……大家祝福我吧……